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四大刺客之一，无论是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还是在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中，聂政都被塑造成“士为知己者死”的、有情有义的大侠客。但我认为，历史上聂政受命于严仲子刺杀侠累，极有可能并非是侠义之行，而是一个助纣为虐的行为。
聂政之所以能够跻身春秋战国四大刺客，是因为他成功刺杀了侠累。
韩烈侯在位初期，侠累被任命为国相。严仲子（严遂，濮阳人）与侠累原本“有恶”，现在又与侠累争权，结果失败，只好逃亡他国，并在各国物色能够替自己报仇的人。
当时，聂政因杀人避仇，与母亲、姐姐隐居在齐国，以屠宰为职业。
严仲子来到齐国，有人向他推荐了聂政，说聂政是勇士，可以替他报仇，杀死侠累。严仲子大喜，立刻准备厚礼去拜访聂政。如此一来二往，严仲子便与聂政混熟了。
与聂政混熟之后，也摸清了聂政是个孝子。严仲子于是就备了丰盛的酒食来到聂政家，亲自将酒食送到聂政母亲面前表示孝敬，以收买聂政之心。其后，严仲子又捧上黄金一百镒，上前孝敬聂政的母亲。
俗话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又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聂政见严仲子无缘无故赠送如此大的厚礼，十分诧异，一再推辞不受。
严仲子于是避开旁人，说出了用意，请聂政去刺杀侠累，替自己报仇。聂政说：“我之所以降低志向，委屈自己在市井里做屠夫，只是希望借此奉养我的老母。老母还在世，我不敢为别人献身。”严仲子再三请求，聂政终究不肯接受。严仲子最后只好在尽了宾主之礼后离开。
等到母亲去世，丧服期满后，聂政想起严仲子对自己的情义，便主动去找严仲子。严仲子于是派聂政去刺杀侠累。
公元前397年三月的某一天，侠累正端坐府中，身边有许多护卫兵丁。聂政却不管不顾，执剑一直冲上厅阶，把侠累刺死。
刺杀侠累之后，聂政又将自己的面皮划破，挖出双眼，剖腹自杀。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认出自己是谁，知道是谁派他来刺杀侠累的。
韩国人把聂政的尸体放在集市中暴尸，并悬赏查找，果然无人知晓。不料，聂政的姐姐听说此事后，立刻前往韩国认领聂政的尸首，哭着说：“这是轵地深井里的聂政啊！因为我还在，他就自毁面容以不连累我。我怎么能怕杀身之祸，最终埋没我弟弟的英名呢！”于是自尽，死在聂政的尸体旁边。
这就是聂政刺杀侠累的整个过程。看过之后，我们也不禁为聂政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怀感到敬服。
不过，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其他的历史材料，都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派聂政去刺杀侠累的严仲子，以及被聂政刺杀的侠累，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也就是说，如果侠累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人，而严仲子是一个喜欢争权夺利、无恶不作的坏人，那么，聂政替严仲子去刺杀侠累，虽然成全的自己“士为知己者死”的美名，实际上却是害国害民、助纣为虐的行为。
这虽然只是个假设，却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多年之后，严仲子还故技重施，派人刺杀了韩国的另外一位国相韩廆。
韩哀侯即位后，“以韩廆为相而爱严遂”（《资治通鉴》语），任命韩廆为国相，却宠爱严仲子（严遂）。严仲子于是又与韩廆争权夺利，极度仇恨韩廆。
公元前371年，严仲子派人在朝堂之上公然刺杀韩廆。韩廆逃到韩哀侯身边，韩哀侯抱住他，刺客刺死韩廆，连带韩哀侯也被刺杀。
一方面，依据历史经验，受到君侯宠爱的臣子，往往是那些善于阿谀奉承、搬弄是非的人。严仲子之所以能受韩烈侯、韩哀侯两代国君宠爱，极有可能就是这类人。
另一方面，一个一再以刺杀这种肮脏卑鄙手段剪除政敌、排除异己的人，能是什么好鸟？！严仲子派聂政刺杀侠累时还遮遮掩掩，到他刺杀韩廆时，已经是在朝堂上公然进行，并连带着把韩哀侯也杀了，这绝不是好人所为。
由此可见，我们上述严仲子是坏人的假设，极有可能是真的。
已故的小说家金庸先生曾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聂政受命于严仲子去刺杀侠累，说到底只是为了报答严仲子的知遇之恩，而非为国为民，表面上看好像义薄云天，有情有义，实则是善恶不辨、是非不分，极有可能是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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