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必须得死，但《逍遥骑士》永生

上周，“逍遥骑士”彼得·方达离世。
出身于演艺世家的彼得·方达，父亲是好莱坞传奇、奥斯卡影帝亨利·方达，姐姐是奥斯卡影后简·方达。
1961年，彼得初入百老汇，出演舞台剧。两年后步入好莱坞。在出演了《塔米与医生》《年轻的恋人》《野帮伙》等一系列影片之后，作为“美国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标志人物之一，彼得自编自演了《逍遥骑士》。藉此，彼得·方达凭借该片获得了第4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的提名，《逍遥骑士》“作为1960年代嬉皮士精神的里程碑被永载史册”。
上世纪70年代，演员彼得尝试跨界执导，接连执导影片《雇佣的手》《Idaho Transfer》《大老千与小妖精》，驾驭动作片、科幻片、爱情片等不同类型。
1997年，彼得·方达凭借《养蜂人家》夺得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奖，并获得第七十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两年后又凭借剧情影片《兰德的激情》一举拿下金球奖电视类最佳男配角奖。至此，彼得·方达与父亲亨利·方达、姐姐简·方达并称“好莱坞一门三杰”。
今日深焦重发旧文《逍遥骑士》，缅怀永不逝去的“逍遥骑士”。
作者 | 宝葫芦的秘密（北京）编辑 | Imbroglio（台北）tag：公路片 1960s 垮掉的一代《逍遥骑士》（Easy Rider）诞生于1969年，是20世纪6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作品之一。影片描述了两个优哉游哉的“嬉皮士”青年骑着摩托车，在腐败、传统的美国土地上，寻觅自由的故事。作为一部“鼻祖级”的公路片，它本身的价值让其后辈望尘莫及，在之后很多的公路片里都能看到这部片的影子，其中的哈雷摩托更是那个时代的象征符。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社会骚乱持续不息，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嬉皮士、摇滚乐、吸毒、性解放、越战、暗杀活动等一系列的新事物和黑色事件的出现，冲击了之前传统的价值观。所以对于一部电影而言，了解它诞生的背景尤为重要，因此它所传播的意义在历史上是不容忽视的，而《逍遥骑士》的最大意义正是对那个年代的流行文化、历史文化的反映和表现。
影片中涉及毒品、性、暴力、死亡、信仰的缺失、摇滚乐等元素，几乎是对20世纪60年代最为直接的反馈，从另一方面讲，这些运动的发生也加速了本片对理想主义的堕落、垮掉的思考。除了大胆创新的艺术手法（跳接、闪去闪回等极具动感的剪辑手法和冲击感十足的视听元素）之外，电影中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让当时乃至现在的年轻观众而言，都像是一场集体的狂欢和情感的爆发。它类似于一次超前的宗教仪式，观众在不安、困惑、虚无、存在的怪圈中表达了对自由、解放、浪漫的认同。
1960年代街头时尚《逍遥骑士》当初的制作成本区区37万美元，没有大牌制作和大牌明星，它的制作者大多是一群有活力，斗志昂扬，准备大展身手的年轻人。以往这种不入流的类型只有乡巴佬在低级汽车电影院才会看。可最终电影一上映，却大受欢迎，震惊了电影界，并在戛纳获了大奖，足足赚了5000万美元，是成本的100倍还要多。作为一部低成本、反文化的独立制作，它充分表现了嬉皮士青年的无根状态，同时这也是一则反映精神世界末日景象的现代寓言。影片中两个“垮掉一代”的代表被导演有意地隐去了身份背景和社会背景，他们是当世的虚假的逃亡者，又是勇敢自由的寻找者。然而，对于自由的渴望，却一次次的被卫道者们鄙视、碾压、粉粹。这在影片中也通过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扮演的律师的口中说出来：“他们害怕的不是你，而是害怕你代表的意义。”最终，两人莫名其妙地丧命在卡车司机的枪下。看起来毫无征兆，又显得荒谬至极，但实际上，两人的殉道更像是一种对保守主义和伪善人性的批判，只有死亡才是最大的救赎，才是抚平伤口的生命之焰。这对于当时的观众而言，简直就是一场精神的胜利，那迷人、模糊、粗颗粒的画面效果，那急速推拉、长焦、跟拍、延续的全景摄影，那混合了摇滚和自然音响的“爆裂性”的声音，无疑增加了电影在视听因素方面大众传媒的魅力。至今，那种渗透出强大的不安感和无助感，还在电影史上回荡着。《逍遥骑士》结尾tag: 社会议题 艺术争议 嬉皮士传媒强调的越多，公众对该问题提问程度也越高，并引发一系列的讨论和反思，这便是所谓的“议程设置”功能，即社会议题。电影作品中所反映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如果在某个时期频繁的表现同一题材或同一现象，便会强化公众对这件事的印象，并引起舆论热点。越战给美国电影从业人员提供了丰富的灵感资源，因此那个时期关于越战的电影源源不断的涌现，公众对于越战的关注度也空间的提高。
电影《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 ，1976）正是对于越战的一次文化反思，其影响力在当时算是一次不小的轰动，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一举拿下金棕榈大奖。可在电影的背后，发生了一个震惊全国的事件：一富家公子模仿《出租车司机》中的情节去刺杀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但里根还好及时被救治并活下来。但令人咋舌的是，这一富家公子的动机竟然是为了吸引《出租车司机》中扮演雏妓的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尽管富家公子的动机单纯，但这也从一方面看出了电影作为传播媒介的劣根性以及受众面对社会文化操纵的“软弱性”。
很多电影渲染了大量的暴力、血腥、色情画面，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受众错的价值观，甚至会让他们受此影响走上犯罪的道路。但是从电影艺术本身出发，一些负面的电影元素是辅助整个电影情节的，《逍遥骑士》上映后，被指责过多描绘吸毒和色情的场景，其实这种批判是片面的，如果缺少这些场景，影片就不会呈现出那个时代下的文化状态，更不会有如此的影响力。在金狮奖影片《色戒》（Lust，Caution，色戒）中，李安对性的处理尤为大胆，甚至到了令国人无法接受的程度。一些评论家批评该片色情场面太多，也太暴露，十分之低俗，并指责李安的拍摄技巧在下滑。
他们的批评看上去有点道理，但是和几十年前那些批评《逍遥骑士》的评论家一样，他们并没有看清电影的艺术性，而是单单从议程设置出发，更没有结合电影与传播乃至受众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批判不仅狭隘，而且无知。李安之所以制造太多性场面，正是来叙述王佳芝与易先生是如何相爱，很明显，李安通过大量的性爱描写来告诉观众，他们是因性生爱，这样说服才更有力。而之所以如此的裸露，正是源于那个时代下，人性的挣扎与扭曲，以及性文化的压抑与欲望的释放。这是本片的主题，也是李安所要向受众传播的宗旨。
但是从受众接受的角度讲，那些评论家们的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一些电影就是拿色情暴力当噱头，如今能像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那样拿负能量元素去进行艺术创作并对社会教化的大师级导演不多了。电影媒介的议程设置力量令人生畏，除了对电影中道德沦丧，娱乐至死的情节批判之外，受众是否也应该学会如何应付具有诱惑性的文化环境，也应该学会读解、批判和抵制电影文化的操纵。因为电影文化本身的杂交性更是要求受众对于一部电影要进行正确的分析，建立并保持受众本身在电影文化面前的独立性，并使得自己能够有权力管理自身的文化环境。受众在观看一部电影时，他接受的不仅是电影本身所传达的价值意义，同时也潜移默化的接受了电影文化的社会价值。法国戛纳电影节前主席雅各布针对好莱坞的全球化现象就曾说，“美国输出的不仅仅是它的电影，它输出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整个生活方式。”
雅各布所说的正是电影社会价值的重要性。《逍遥骑士》作为一部反文化的嬉皮士电影，它的社会价值甚至大过电影作为艺术的价值。而其社会价值更是体现在受众对其电影文化的强烈认同。电影所传达的青年文化正是对那个时代的有力反馈，更是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青年文化，即以青年为主体、集中表达青年意识形态的一种“亚文化”或“边缘文化”类型。它是对成人社会的规范、秩序、价值观念进行的一种标新立异的、不无夸张的“风格化”抵抗。影片的三个主人公正是青年文化的代表，而他们也是与父辈所遵循的传统价值观相对立，对立的结果是，三个人都没有摆脱悲剧的结尾，而他们的死正是对传统价值的呐喊，对旧道德的抵抗。
青年亚文化tag: 美国精神 信仰危机 Rock&Folk其强大的认同性是来自于电影中两个方面。第一是通过形象和文化理念，第二是音乐与表现的风格。认同性是在一种斗争的领域中形成的，通过这样的斗争，个人在一种有差异的系统里选择自身的文化意义和风格，而这一系统总是涉及到对某些认同性表征的确认以及对其他一些表征的否定。
通俗地讲，受众通过影片中的元素，选择性的去找寻自己的认同，是一种预定人的社会角色的功能，是一种传统的神话系统，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以确定人在世界的位置，同时也严苛限制人的思想范围。也就是说,认同性就是某种决定“我是谁”的文本材料。在《逍遥骑士》中比利和怀特作为“嬉皮士”，骑着哈雷摩托去寻觅自由，同时这也是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
在影片中，主创人员没有直接交待故事的背景，甚至两人的来历都予以模糊化，从电影本身而言，这是为了更好说明主题：存在主义的自我，不安恐慌的环境，对自由的渴望，对早前美国精神的向往。但事实上，抛开影片本身，影片的创作本身也是一次“逍遥之旅”，据导演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回忆，拍摄的时候完全是自由,随便的状态。甚至饰演怀特的彼得·方达(Peter Fonda)和饰演比利的丹尼斯·霍珀是真的在吸毒,有的片段甚至是请的路人帮忙摄影。就是这样一种“半业余”、似乎有些癫狂、不可思议的拍摄方法，使得影片大获成功。
影片拍摄的过程就是寻找认同的过程，受众观看的过程也是寻找认同的过程。受众与主创人们有着“心心相印”的共鸣。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获得当时青年人的欢迎。青年人从影片中人物形象及时尚消费中找到了认同，从比利的长发、长须、脖子上带的象牙链、“奇形怪状”的衣服以及他的行为举止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嬉皮士形象，与比利性格开朗乐观不同的是，怀特看上去更为沉稳甚至有些悲观，虽然在形象、服饰上没有比利更为典型。
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比比利更为激进。因为在影片中，怀特是一个领袖人物，是一个精神的引领者，是真正的嬉皮士。而他所穿的衣服，所带的太空帽都印着美国国旗，这其实是对早期美国精神的向往，因为早期的美国精神是西部开拓的自由精神，这与嬉皮士精神有共通之处。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影片花了大量笔墨去描写美国田园风光，这其实对“精神回归”有渴望之意。
影片进行到了一半，杰克·尼科尔森饰演的律师给电影带了不少的乐趣。他作为一名律师，中产阶级的代表，传统价值观的典范。但实际上，他的行为举止却是有些癫狂不羁，影片虽然没有详细交待他背景，但仍然可以看出他家庭富饶，是个富二代，警察都让他三分，但酗酒厉害，并屡次进监狱。
这个形象的塑造正是一个成长于传统教育中的却处处抵触传统规范的，从他不整洁的西服、随身携带的威士忌、凌乱的头发、迷醉的深情以及酷炫招摇的太空帽可以看出，他和比利、怀特其实是“一路人”。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极为动荡，肯尼迪被刺杀、古巴危机、黑人民权运动、越战，整个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所谓的“美国梦”随之破裂，青年一代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流露出了空虚、迷茫、不知所措、压抑沉闷的负面情绪。
如果说比利、怀特是嬉皮士的代表，那么麻木、沉沦的律师就是当时美国青年的写照。但是大胆、无畏的律师却通过自己狂放的举止去抵制父辈并向传统的主流文化宣战呐喊，但他的结局却是最终被人打死，也意味着青年抵制旧传统的失败，也暗示着青年未来的道路仍然一片迷茫，其实这也是当时美国社会现实的茫然。
作为一部存在主义的公路电影，它的“存在性”正是基于社会的动荡。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动乱，人们不再安于支持原本的政治、宗教和伦理观念，而是去寻找新的生存理念。而存在主义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人的生存的思想。其中，生存意识和处境意识最为鲜明，也是存在主义的起点。“生存”不是一个客体，而是一个游离体，像《逍遥骑士》的主人公一样，游荡在美国大地上，而周围的客体与“生存”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处境”，很显然，三个男主的处境非常不妙，受到传统卫道者的打压甚至被杀害。
两种的意识的碰撞产生了怀疑意识，正是所谓的“上帝死了”，上帝代表着本质世界，给人们提供标准，人们也就安于享受，但当生存不再安静，一切都不再安静了，那么正如影片中台词所说：“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就有必要创造一个上帝。”这体现了自身信仰的危机以及迷茫恐慌的心态。存在主义中，最注重在行动中实现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说，在社会的有限处境中也要投入现实，发挥人的主观力量，进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影片中三个年青人一直“存在”着，迷茫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忘记了自我，否定了自我，秉着“我不是我，我只是存在”的理念，去拥抱现实，寻找自己的价值。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当时美国社会现实的反馈呢？
Joe McDonald at Woodstock除了受众通过形象、文化理念的认同之外，音乐以及表现的风格也让受众得到强烈的认同感。不同的文化用流行的音乐建立自己的认同性，《逍遥骑士》中的嬉皮士的主流文化用摇滚音乐表达了自己对传统主流的怒吼，在渴望对早期美国精神回归之情时，带有乡愁的民谣配之美国风土人情，随着哈雷摩托的驰骋而缓缓出现,这极大地触动了当时美国迷茫青年渴望“回家”的心。
无根的状态，惘然沉迷的深情，通过自然的音响也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虚伪的时代。影片最后的15分钟，是彻底癫狂，彻底否定，彻底沉沦的15分钟，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粗颗粒的画面、极具跳动的镜头运动、炫目夺人的场景、丧失感十足的演员表演还有那无助绝望的画外音，这简直是一场视听盛宴，在最后掀起了极致的高潮——一场仪式感十足的集体狂欢。性爱、吸毒、自我否定、迷茫在最后彻底的走向了制高点，这是一场身体的革命，也是一场精神的革命，同时也是一场莫大的、荒谬的集体自慰。
狂欢之后，仍是在路上，仍是一片渺茫，这极大的切合了当时美国青年的精神状态。未来一片茫茫然，出路不知在何方？影片中，从一场莫名奇妙的旅行，到莫名其妙的被打死，其实，一切都在莫名其妙的运动着，只是这莫名其妙的情感不正是受众所认同并反馈的情感吗，不正是当时美国青年一代的情感吗？
-FIN-深焦DeepFocus为今日头条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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